一系列成果显示，中国的科研创新进入了新发展阶段。4月29日，中国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发射升空，中国空间站在轨组装建造全面展开；4月14日，来自全球19台望远镜（阵）对M87星系开展多波段同步观测数据公开，我国科学家参与其中。

这些科技创新成果的背后，离不开日益增长的研发经费投入。研发经费是创新发展的战略性资源，官方数据显示，中国在2019年的研发经费投入就已超2万亿元，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强度为2.23%。

大连理工大学科创治理团队近日发布的《中国研发经费报告（2020）》(下称《报告》）也显示，总的来看中国研发经费支出总量2.2万亿元、研发强度超2.2%，在美国之后位列世界第二。且自2014年以来，中国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连续6年超过2%。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科技创新已成为提高生产效率、提升供给能力和潜在增长率的关键助力。与之相应的，中国研发经费的投入应该加强哪些方面？

《报告》撰写者、项目负责人，大连理工大学教授孙玉涛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研发人员总量位居世界第一，但研究人员人均研发经费低于G7发达国家。当前中国研发经费治理的关键，不是扩大规模和提升强度，而是进一步优化研发经费投入结构，提升研究人员经费投入强度，提高研发经费使用效率。

研发经费总量大结构需调整

根据《报告》，从经费来源看，中国政府研发经费主要流向科研机构，其次是高等学校。从经费执行看，中国研发机构经费近85%来自中央政府。1995~2005年中国研发经费内部支出增长比较平缓，2006年以后进入快速增长通道，2015~2019年年平均增速约为11.8%。

中科院上海营养与健康研究所所长李林曾对记者表示，我国目前的研发经费总量不低，但是在投入构成方面还需要改善。他表示，我国的R&D总量很大，不过如果按照投入结构来看，基础研究的投入和发达国家比还是有差距的。目前我国在原始创新方面的能力还不足，缺乏从零到一的突破。

《报告》还显示，1995~2019年，企业来源研发经费从300亿元增长到近1.7万亿元，增长约55倍；政府来源研发经费从约250亿元增长到约4537亿元，增长约18倍；企业经费增长速度远超过政府经费。

其中，1995~2019年，企业执行研发经费从140亿元增长到近1.7万亿元，增长约119倍，已经成为研发活动的绝对主体。在此期间，中国研发经费部门执行结构从企业和公共研发机构双主体转变成了企业单主体，企业执行经费比例从40%增长到了76%。

孙玉涛说，我国研发经费规模很大，仅次于美国，但是资源配置的效能还有待进一步提升，比如国家科技计划体系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企业投的经费是否能用在刀刃上。“科研经费不能一拥而上地突然涌入某些热门领域，这种短期的投入不是长久之计。”另外，虽然企业的研发经费增多，但是企业在基础研究投入方面并不是主力，未来政府应加大对高校及科研院所的科学研究经费投入力度，鼓励企业开展基于产业共性技术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

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力度

根据《报告》，分活动类型看，中国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经费基数小、增长慢，2019年应用研究2498.46亿元，基础研究1335.57亿元；试验发展经费总量大、增长迅速，达到了18309.55亿元。1995-2019年，中国基础研究经费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例基本上维持在5%，2019年达到6%，应用研究经费从26%下降到了11%，试验发展经费支出从69%增长到了83%。

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为1335.6亿元，比上年增长22.5%，增速为近8年来最高；基础研究经费占R&D经费的比重为6.03%，比上年提高0.49个百分点，占比首次突破6%。

“十四五”时期，基础研究被提至重要地位。根据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十四五”时期，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7%以上。在部署今年重点工作方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要健全稳定支持机制，大幅增加投入，中央本级基础研究支出增长10.6%。“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占研发经费投入比重提高到8%以上。

中科院院士、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王建宇告诉记者，2019年我国基础研究投入的比重首次超过6%，“十四五”期间提高两个百分点是不容易的。在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比重的同时，我们还要正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它们的基础研究比重有的在15%～20%，所以我们的基础研究应该小步快跑、不断提高。

记者查阅科学技术部公开的2021年度部门预算（下称“预算报告”）发现，今年对基础研究的研究明显加大。

预算报告显示，2021年初，科学技术部财政拨款支出预算数为540.45亿元，较2020年执行数增加59亿元，增长12.26%。按照支出功能分类，基础研究方面的支出规模较大，2021年预算数为76.91亿元，占部门支出总额的14.23%，较2020年执行数增加30.2亿元，增长64.58%，主要是国家科技创新基地等有关经费预算增加。

同时，以资助基础研究为主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NSFC），在基础研究经费上也有不小的提升。NSFC的2021年度部门预算中，科学技术支出的预算数为333.47亿元，比2020年执行数增加7.0%。这一预算几乎全部用于基础研究。

孙玉涛说，对于基础研究的投入，中央还可以进一步加大投入比例，“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主要是政府在投，2019年基础研究经费占R&D经费的比重虽然首次突破6%，但是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是有差距，所以我们中央政府还可以加大投入力度。”

另外，基础研究还需要稳定支持一支研究队伍，“目前竞争性的经费偏多了些，稳定支持的部分偏少，做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需要不断变化主题去申请项目，我们需要通过非竞争性经费稳定基础研究队伍。”孙玉涛表示。

基础研究怎么投？

科技部基础研究司司长叶玉江此前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透露，《基础研究十年行动方案（2021~2030）》将对未来十年我国基础研究的发展作出系统的部署和安排。比如，进一步优化学科布局和研发布局，支持新兴学科、冷门学科和薄弱学科的发展，特别是要推动学科交叉融合和跨学科研究。在前沿领域，我们要布局建设一批基础学科研究中心；制定实施战略性科学计划和科学工程，强化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完善共性基础技术供给体系。

另外，加快组建国家实验室，重组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打造体系化的战略科技力量；改革完善基础研究的体制机制，进一步加大基础研究投入，特别是要建立以学术贡献和创新价值为核心的评价导向，支持广大科研人员勇闯创新“无人区”。

叶玉江表示，“十四五”期间，将进一步采取措施，增加我国基础研究方面的投入。一是中央财政要持续加大投入。二是要引导企业和社会力量增加对基础研究的投入。“要制定一些政策措施，激励企业和社会上的资本投入到基础研究”。

中科院院士、红外物理学家、半导体物理和器件专家褚君浩在《头脑风暴》“求解：基础科研之困”节目中建议，基础研究应该投向两大方向，一是原创性科学研究的投入，二是基础原材料、基础元器件的投入。

在他看来，基础研究需要稳定的支持，并要分两类方式投入。一类是固定的，比如认定你是做基础研究的之后，就从学科角度给予稳定的支持，这样一来就不需要一天到晚申请项目。另一类是目标导向明确的基础研究，就用项目制。“相信这些问题解决了以后，我们的基础研究投入水平就上去了。”褚君浩说。

在孙玉涛看来，中国在基础研究方面更加偏重需求导向。例如，从1997年的“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开始，国家战略需求就是基础研究资助方向决策的重要因素，“包括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国家重点研发项目都是目标导向。我们需要加强对原始创新类基础研究的投入”。

中科院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原主任杨卫对《知识分子》表示，在科研资助上应该采取 “双轮驱动”。“既有对目标导向的战略性国家科技力量的资助，对应用有成效的应用基础研究的资助；也不能放松（在强度上应该逐渐加大）对探索性基础研究的资助相结合。” 他说，同时也要清楚，并不是每一个科学工作者都有能力做探索性的基础研究，要注意高质量发展，而不是大规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