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人口总量即将从增长型进入下降型的转折期，对于如何应对发达国家同样为之苦恼的“少子化”， 在3月20日举行的中国发展高炒股知识层论坛2021年会经济峰会上，多位专家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杰秀在开场发言中表示：“‘少子化’是很多国家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国也早就总和生育率低于了自然更替水平，这给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给人口结构带来很严峻挑战。”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总和生育率已降至1.49，跌破了国际公认的1.5的警戒线。同年出生并已进行户籍登记的新生儿共1003.5万，已连续五年下跌。

王杰秀分析称，少子化主要与三个因素有关。一是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越高，通常生育率越低，这基本上是一个全世界的趋势。二是现代社会的高压力、高竞争的状态，影响了年轻人的生育意愿，同时也延长了年轻人的求学时间、延迟了他们的婚育年龄，从而影响了生育率。三是社会保障的制度是否健全，其中很重要的是儿童福利制度是否健全。年轻人的生育意愿跟经济压力、住房、医疗、教育成本、教育的可及性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王杰秀表示，“少子化”呼唤着中国儿童福利制度的完善。无论是家庭收入、教育，还是父母是否有时间照料儿童，都与儿童福利有着密切的关系。“民政部门会更加重视这项工作，争取儿童福利的水平不断提高，能为减少‘少子化’的影响做出更多的努力。”

作为世界性难题，日本和欧美国家同样饱受“少子化”带来的苦恼。以日本为例，它不仅是“少子化”一词的发源国，也是全世界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佐佐井司介绍，上世纪90年代初期经济泡沫破碎之后，日本就陷入低生育率陷阱，日本政府也采取了很多措施来应对低生育率问题，尤其是在2000年以后，比如减税、补贴、带薪产假等，帮助还在工作的父母亲平衡工作和家庭。

东吴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表示，趋势改变不了，但仍然可以调整现有的一些政策，以改变生育率下降的斜率。

他借鉴发达国家的研究经验，给出了五方面的政策建议：进行个税的抵扣和经济的补贴；加大托育服务的供给；完善女性就业权益的保障；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权利；加大教育、医疗、社保等相关的支出，让大家生得起养得起，让家庭更加幸福。

而与“少子化”紧密相关的另一个问题，就是“老龄化”。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增至12.6％，0岁至15岁人口比重为17.8％，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预计“十四五”我国将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3亿。

日前发布的“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按照小步调整、弹性实施、分类推进、统筹兼顾等原则，逐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

“在可预见的未来，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少子化、长寿化、老龄化并存的基本面，不会发生根本改变。”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认为，面对不可改变的“三化并存”现实，关键要不断认识新的人口机会，开发第二次人口红利。

原新认为，虽然我国劳动力资源红利在减少，但它依然庞大，并且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劳动力素质得到了很大提升。此外，国家提出延迟退休，如果男性和女性最终退休年龄一致，释放出的性别红利把一些年轻老年人口变成大龄劳动力，劳动力资源又得到增加和补充。

哥本哈根商学院经济学系BiS不平等研究平台学术主任伯特·拉森则分享了几种不同的应对思路：除了增加生育的能力，一方面社会要提高生产率，比如提高教育水平、增加人力成本，或是引进机器人、采取减小劳动强度的生产方法；另一方面，社会要避免不平等的加剧，可以通过补贴税收、终身学习或者增加工作的灵活性，鼓励老龄人口在劳动市场上停留更长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