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的活跃期，各国从中获得了巨大的红利。但与此同时，各国在竞争中获得优势和保证安全的需求也变得更加迫切。全球科技创新发生了哪些变化，未来又该如何通过建立新规则来管控和适应新趋势？

3月20～22日，主题为“迈上现代化新征程的中国”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1年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在由总编辑杨宇东主持的“全球科技创新：塑造合作和竞争新规则”环节，中外专家对如何建立新规则从而推进国际科技创新合作等话题发表了看法。

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薛澜表示，近年来全世界的创新领域有两个重大变化，一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兴起，二是中国的崛起。“根据美国科学艺术学院的数据，中国的研发投入从上世纪90年代非常低的水平，到今天按照购买力平价（PPP）计算已经超过了美国。中国科技文章的发表（数量）也已经超过了美国，中国的科学家、科技界对全世界的贡献是巨大的，授予中国的专利数也超出了美国和其他国家。”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胡弗鲍尔（Gary Hufbauer）则表示，通过贸易和直接投资传播技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全球繁荣的重要推动力之一。 但现如今，一些主要经济体间的地缘政治紧张关系提高了国家安全的壁垒，从而对技术在全球的持续传播产生了真正的威胁。“现在的国家安全壁垒已经到了一个荒谬的程度。”胡弗鲍尔称。

技术只有通过协作才能良好发展

弘毅投资董事长、总裁赵令欢表示：“数字化改变了世界，我们相互联系，脱钩是无法实现的。在过去三到四年，我在很多场合看到了尝试供应链脱钩的做法和言论，但（最终）却发现我们建立的相互依赖关系非常强大，有很深的基础，并且带来了很多益处。”

“现在我支持制造业供应链的再平衡、再分配，尤其是在疫情的情况下，有一些最基本的物资，希望能够离本土更近一些，满足不时之需。但是疫情同时提醒我们的是，我们有的问题大多是全球性的问题，比如疫情和气候变化。我们必须互相依靠来解决这些问题，所以我们要摒弃一些传统的思维，尤其是零和游戏的思维。”赵令欢称，“贸易上的紧张关系给我们带来了一些经验，想要通过这种方式来解决贸易不平衡是做不到的。……我认为发动技术战也是反事实、反逻辑、反科学规律的。技术通过协作才能够有很好的发展。”

薛澜从人工智能的国际治理层面举例称：“中国态度非常清楚，非常愿意和全世界所有国家共同合作，推动人工智能的发展，研究其社会影响。在这方面我们有很多机制，比如上海的人工智能大会，清华大学成立的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也在去年召开了国际论坛。我们特别强调在联合国平台之上讨论人工智能的治理准则，要防止个别国家拉小圈子把其他大部分国家排除在外。在这些方面，中国一直在做很多工作。我们有很多建议，比如怎么样进一步加强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的合作，包括建立合理的全球平台协调人工智能的治理，我们不光需要加强在技术方面的合作，还有治理方面的合作，寻找我们共同的价值基础，同时承认各个国家在这方面的差别，共同推进一些基本的准则和规则，保证人工智能的发展能够为人类造福。”

如何塑造合作和竞争新规则

在公平竞争与创新合作协同发展的当下，全球性的议事规则和制度对创新过程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该如何从规则领域解决挑战？薛澜提出，一方面，近些年来，主要经济体的科技创新领域出现了许多不实之词，在全世界范围内，各方应该首先把事实厘清。

其次，薛澜认为，在主要经济体基于一些假设条件和共同利益相互融合的背景下，“可能现在产生了一些新的分歧，我们要把这些问题提出来，去做进一步的分析。”他称，“有些规则我们是可以继续遵守改进的，另外有一些新的规则，尤其是像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领域，我们需要共同讨论。”

薛澜举例称：“在这一点上，中美已经有过很好的先例，2010-2016年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过程中有一个机制叫中美创新对话，当时我有幸参与这个过程中，作为中方的专家组长。在这六年期间，中美双方的专家非常坦率地就中美在科技创新领域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而且也解决了其中个别纠纷。这样一些机制，对我们探讨一些新的规则，可以有很大潜力。”

《纽约时报》外交评论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在发言中表示：“如果进入技术冷战，全球就会失去和平和繁荣，所以我们必须寻求一些新的规则，能够彼此适应对方要求的规则。”

胡弗鲍尔则提议称，国际层面上可以尽快展开合作，在世界贸易组织内达成一个诸边协议，“该协议不会涵盖所有的国家，但会包括美国、中国、欧洲和日本等主要国家。电子商务是急需解决（规则制定）的领域，这是电子商务占重要地位的国家间技术共享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如果中美之间能够就电商规则达成一致的话，全球都能够跟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