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上周日发表联合声明，两国同意在今年年底启动新一轮国际谈判之前，提出更强有力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承诺。

新华社18日发布的《中美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下称《声明》）称：“中美致力于相互合作并与其他国家一道解决气候危机。”根据《声明》，两国还同意讨论具体的减排行动，包括储能、碳捕获和氢能发展。中国已经承诺采取更多行动，以实现2060年的“碳中和”目标。

而此前在16日下午举行的中法德领导人视频峰会上，三国领导人已就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中欧关系、抗疫合作以及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新华社称，这再次彰显中国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清洁美丽世界的坚定决心。

同时，前述《声明》强调，中美两国均期待4月22/23日美国主办的领导人气候峰会。双方认同峰会的目标，即在格拉斯哥联合国气候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前提高包括减缓、适应和支持的全球气候雄心。

复旦大学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协同创新中心教授刘永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应对气候变化是中美双方都有意愿进行合作的一个领域。“这是一件好事，不仅对中国有益，也对全人类有积极意义。”刘永涛称，“应对气候变化已被全面纳入我国‘十四五规划’，这是会积极推进的一件事。从中美合作来看，这需要双方的信任、诚意和努力。”

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特聘副研究员李想则告诉记者：“中法德领导人视频峰会谈到气候变化的内容，再加上中美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的发布，这传达的信号很明显。气候变化仍是全球共同关切的一大话题。”

李想分析称，“中国向世界传递了一个明确信号，即在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上，我们愿意和全球各国展开积极合作。我国提出的碳达峰、碳中和时间表，是我国对气候变化做出的庄严承诺，且展现了践行承诺的意愿。”

多国一道解决气候危机

根据联合国官网的数据，新冠病毒危机并没有减缓气候变化的趋势。去年大规模的全球经济封锁并未导致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达到峰值。相反，排放量在继续创造新的记录。1990年至2019年，全球化石能源带来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增长了62%。2016～2020年的全球平均气温预计将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比1850～1900年要高出约1.1摄氏度。

《声明》称，中美致力于相互合作并与其他国家一道解决气候危机，按其严峻性、紧迫性所要求加以应对。这既包括强化各自行动，也包括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等多边进程中开展合作。

2015年通过的《巴黎协定》，确立了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幅度控制在远低于2摄氏度的目标，并努力将温度上升幅度限制在1.5摄氏度以内。联合国指出，若要实现这一目标，转型行动不能再推迟了。否则，到2050年，面临洪灾风险的人数将从目前的12亿人增加到16亿人。

“走向未来，中美两国坚持携手并与其他各方一道加强巴黎协定的实施。”《声明》表示，“为此，双方承诺继续作出努力，包括在巴黎协定框架下21世纪20年代采取提高力度的强化行动，以使上述温升限制目标可以实现，并合作识别和应对相关挑战与机遇。”

刘永涛对表示：“气候合作是中国愿意积极参与的领域，但我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谈气候问题时，总会涉及到对经济发展的考虑。我认为，中方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一点，我们有自身的节奏和步骤，以逐渐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时间表。”

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李政表示，我国还处在发展过程中，从能源角度来讲，能源需求和电需求还会增加，“这意味着我们要区分增量和存量，增量要尽量拿新的、绿色可再生能源满足，不要再生产更多用化石能源的设施，避免资产搁浅和资本沉没。另一方面，存量替代。在实现碳达峰后，再慢慢发展可再生能源替代存量部分。”

中美绿色基金董事长徐林也认为，要想推动绿色产业发展，需要进行有效的国际合作。“在绿色低碳领域，虽然我们要追求自主创新，但其他国家掌握着一些现成的技术。我一直认为，我们过去的气候国际合作的谈判更多是关于碳减排目标的设定、谁承担多大的责任等，但今后，我们可以在减排领域谈技术、产品、服务的贸易投资自由。”他称。

气候变化领域需要国际合作

《声明》提出，中美将采取其他近期行动，为解决气候危机进一步作出贡献。两国都计划在格拉斯哥联合国气候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之前，制定各自旨在实现碳中和/温室气体净零排放的长期战略。两国计划采取适当行动，尽可能扩大国际投融资支持发展中国家从高碳化石能源向绿色、低碳和可再生能源转型。双方将分别执行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中所体现的逐步削减氢氟碳化物生产和消费的措施。

曾在国际能源署（IEA）工作过的李想表示：“中国提出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对整个经济和产业结构、对经济发展的方式，以及对能源领域都意味着系统性变革。目前来讲，我们国家60%能源消费依赖煤炭，对天然气和石油进口上依存度也很高，因此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但同时，我们可以借此倒逼经济结构的改善、调整生产方式，因此可以说机遇和挑战并存。”

美国国家可持续发展中心总裁方洪也告诉记者，一个国家能源转型中如果不使用化石能源，需要其他可再生能源代替，但代替要经历一个过程。“当前人们说要从传统汽车转向电动汽车也是相同道理，这需要很多年的磨合。”他称，“每一个国家在转型能源结构的时候，都要因地制宜，不能一刀切。但是，排放总量能否控制住，这是政府要做的决定。只要能够每一年逐渐地控制总量，这对人类社会就是一大贡献。”

美国总统拜登上任后颁布了多个有关气候变化的总统令。比如，美国宣布重返《巴黎协定》，并修改及颁布了新的《清洁空气法》。在拜登政府试图推动的基础设施建设法案中，也包含对清洁交通和低碳转型等绿色经济的投资。

李想认为：“我认为美国释放的信号是相当积极的。中美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也是经济体量最大的两个经济体，这两个国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共同发声，对未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相当有利。”

《声明》提出，中美将在联合国气候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前及其后，继续讨论21世纪20年代的具体减排行动，旨在使与巴黎协定相符的温升限制目标可以实现。这包括工业和电力领域脱碳的政策、措施与技术，包括通过循环经济、储能和电网可靠性、碳捕集利用和封存、绿色氢能；增加部署可再生能源；绿色和气候韧性农业；节能建筑；绿色低碳交通；关于甲烷等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合作；关于国际航空和航海活动排放合作；其他近期政策和措施，包括减少煤、油、气排放。

李想表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减排中承担着“共同且有区别”的责任。“对中国来讲，我们更大的挑战是，在面对气候变化表明雄心的同时，如何确保能源供应的安全，并保证经济发展的平稳可靠。在这个方面，我们可以和美国合作的领域有很多，包括先进的能源技术以及对清洁能源的投资。”他说。

李想提出，中美的合作是双向的，“中国现在一些领域处在世界领先地位，比如我国清洁能源的产业链，我们是全球光伏和风电生产第一大国，也是装机第一大国，美国在这些方面也可以更加深入地跟中国合作。”

此外，中美双方将合作推动格拉斯哥联合国气候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成功，该会议旨在完成巴黎协定实施细则（如第6条和第13条），并大幅提高包括减缓、适应、支持的全球气候雄心。双方还将合作推动在昆明举行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取得成功，注意到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重要性，包括该框架与气候减缓和适应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