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推出高达1.9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后，美联储和经合组织（OECD）等机构提高了对美的增速预期。但与此同时，经济学家们也对通胀上升的威胁发出警告。未来十年，美国经济前景如何？

3月20-22日，主题为“迈上现代化新征程的中国”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1年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与哈佛大学教授、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前主席福尔曼（Jason Furman）就美国经济的话题分别参与了深度对话。

斯蒂格利茨认为，美国经济乐观的复苏前景得益于其较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政策。“美国的人均财政刺激金额达到了17000美元，而新兴市场的人均金额只有17美元，这是1000倍的差距。”他同时表示，美国面临着“K”形复苏的贫富分化加大的情况，为此拜登政府投入了大量资金用于救助穷困群体。

福尔曼称，根据OECD的预测，到2021年底，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就会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但1.9万亿美元刺激计划的效应将是暂时的，未来美国还会推出更大规模的刺激方案，主要聚焦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

斯蒂格利茨：美国可以采用货币和财政工具应对通胀

“我认为美国现在已经走到了新自由主义时代的尾端，那个时代只对市场有着极大的信心。如今我们对市场、国家和公民社会的关系持有一个更为平衡的视角。这意味着我们知道政府可以在科技研发中发挥重要作用。比如，一些从政府项目产生的科技成果，是由私营部门帮忙实现落地的。”斯蒂格利茨说，如果政府能够持续在教育、研发和基础设施中投入，经济增长的前景将会更为强劲，而这些趋势也会在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出现。

但他也认为，全球化面临着一个艰难局面，关切点之一就是疫情暴露出的美国经济韧性的问题。“美国的私营部门难以生产和供应口罩以及更加复杂的呼吸机等商品，这将促使美国重新思考全球化的问题。但积极面是，特朗普政府的零和思维并不存在于拜登政府中，后者认为是可以存在双赢局面的。”他说。

此前，美国前财长、哈佛大学前校长萨默斯（Larry Summers）曾称，过大的刺激法案将“掀起一代人从未见过的通胀”。但斯蒂格利茨表示，他并不担心通胀的风险。“首先，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都有很多未兑现的生产潜能。同样重要的是，即使通胀水平提高了，我们也有利率和货币政策等许多工具用来应对。相比五年前，我们的工具已经大大拓展了。现在，我们可以从互联网上搜集到大量的事实数据，并不需要等待几周才能监测到通胀数据。”他说，全球都处于零利率水平会导致市场扭曲，因此提升利率并非一件坏事。

从财政政策来看，斯蒂格利茨说，如果通胀水平抬头，还可以从税制下手解决。“美国需要重新审视其税制。我们应该对企业增税，提高对富人的征税。在经济疲软时期可能不敢这么做，但当经济以6%的速度增长时，在出现通胀压力后，我们可以启用财政政策，让我们的税收结构变得更健康。”他称。

斯蒂格利茨称，除美国内部出现了贫富分化的“K”形复苏外，在国与国之间也有增长的分歧。美国比发展中国家以及新兴市场投入了更多资金来刺激复苏，“美国人均刺激法案的金额为17000美元，而新兴市场则人均只有17美元，这之间差了1000倍”。他建议称，一方面，不需使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提款权（SDR）的国家可以将资源让渡给真正需要的国家，从而帮助全球均衡地复苏。另一方面，许多国家面临着严重的债务问题。“你在还债上多花1美元，就会在经济复苏投入上少花1美元，它们需要进行债务重组。”他说。

福尔曼：未来美国会出台更大刺激方案

对于美国企业回流的问题，福尔曼回答称，早在特朗普政府前，由于对业务外包的担忧，已经有企业回流的现象发生。“我不认为业务外包的趋势会持续，但我们也不会看到一个巨大的反转。事实上，过去一年中供应链相当坚挺。除了个人防护用品和呼吸机等用品供应出现了问题，其他产品的供应链都在正常运转，现在的疫苗生产就是在全球供应链中完成的。”他说。

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常被强调的美国经常性账户赤字，未来会继续扩大吗？福尔曼做出了肯定的预测，他称：“美国推出了巨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政策，这意味着人们将从中国、欧洲、日本购买商品，这就会扩大经常账户赤字。我认为美国经济的复苏会比欧洲复苏更强劲，这也意味着经常性账户的赤字会上升，但这其实是美国经济的一大动力。从中期来说，如果这一赤字达到GDP的2～3%，我不认为这在宏观经济上有很大风险，尤其是美国海外资产的回报率比外国在美国的债权高。很多外国机构在美国的投资都投入了国债，而美国在国外投资的企业获得的回报更好，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持续的利润来源。”

对于美国政府未来的计划，福尔曼炒股新闻称：“刺激方案是分两步走的。第一步是救助民众，让经济重回正轨，这已经起效，到明年美国的GDP和就业率就可以恢复正常。但我也同意，财政刺激是一个临时性的举措，我们还需要其他措施来维持增长。在疫情前，美国的生产力低下，还面临着不平等和气候变化的挑战。未来，拜登政府将要推出立法解决这些问题。我希望这能聚焦于基础设施建设、气候变化以及通过投资教育和解决儿童贫困来缓解不平等。”

参与了1.9万亿美元纾困方案规划的福尔曼称：“这份刺激法案的金额比我预想的更大，但也只是持续几个月。事实上，我们可以负担得起5万亿美元的刺激计划。但我的想法是，在第一年投入小一点，然后在随后几年逐渐加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