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在国际舞台上长期活跃的中国艺术家，曹斐却是第一次在国内举办个展。她以中国当代敏锐洞察者和研究者的身份著称，通过虚拟与现实相结合的作品，探讨流行文化、科技、城市变迁，呈现中国社会急速发展中的梦想、荒诞、激变与不安。

在北京UCCA的个展现场，一如《曹斐：时代舞台》之名，参观者似乎登上舞台，进入一个奇妙的时空隧道。你可以在上世纪90年代的南方街头大排档坐下，听着歌舞厅的喧嚣声，点一杯奶茶，吃上一份叉烧包；或是走到多媒体作品《人类几乎》中，和蔡徐坤的多重影像来一个打卡自拍。“更像是一个乐园，观众可以游走到城市的某一个角落。” 曹斐说。

她希望当人们走进来，就像回到某一个时代某一个节点的时空，可以徜徉、观察、思考和游戏。Beau Architects建筑事务所按她的设想，将展厅打造为独特的二层建筑，展览分为“南方游戏”“都市乐园”“车间内外”和“另类实境”四个区域，却没有明显区隔，也没有按创作时间线索去梳理。

要将20多年来的影像、戏剧、虚拟现实技术和装置作品汇聚在一起，信息量是巨大的。展览里既有曹斐就读于广州美术学院时的实验戏剧作品，也有她最新的长期跨学科研究项目《红霞》（2019），作品主角既有怀揣梦想的普通工人，也有代表着流量和话题的流量明星。过去与未来，真实与虚拟，个人与社会，兼容在她的艺术作品中，也共存于《曹斐：时代舞台》展览现场。

在孙中山雕塑旁长大

1978年生于广州艺术家庭的曹斐，整个童年时代都浸润在广州美术学院大院和父亲的雕塑工作室里。

在她记忆里，父亲的工作室光线暗淡，挑高很高。不满一岁的曹斐就在父亲雕刻的周恩来塑像旁爬行，这张照片，以及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涌入内地的港台流行文化，都作为她成长经历的一部分，出现在展览现场。

温润的泥土是父亲创作的材料，也是曹斐幼年的玩具。她看着父亲雕刻各种伟人雕像，看他为了考证人物细致的五官而研究画册与相册。父母没有太多时间细致照顾她们，也没有手把手教她画画，却每年都为女儿留下一尊亲手创作的雕像。

“父亲估计是全中国做孙中山雕像最多的雕塑家。”曹斐回忆，从幼年起，她就看着父亲雕刻，跟随父亲到孙中山故居安装雕像，参加父母的展览开幕式，或是被父亲当做模特雕刻少年孙中山像，“这些艺术启蒙的经历，小时候觉得都是很自然的。”

雕塑家对于作品考证的严谨性，某种意义上也影响着曹斐创作《红霞》时采用的纵深研究方法。

“红霞影剧院”地处曾经兴盛的电子工业园区，受市场经济冲击而衰落。曹斐用五年时间做调查，一边研究旧档案、文献，一边走访社区居民，勾勒出酒仙桥电子工业社区的兴衰。漫长而立体的跨界学科研究，对曹斐来说就像是使命，“我很感谢父母的创作，哪怕他们是主旋律化的，但那就是正史。我的创作就像是民间历史的补充，让我重新找寻正史线索以外的叙事。”

生长在珠三角地区的文化土壤中，曹斐得到另一种滋养。

她家附近有一间博尔赫斯书店，是艺术家陈侗创立的。这里仿佛是巴黎的圆顶咖啡馆，汇聚众多文化艺术界人士，影响着当时的广东当代艺术圈。曹斐的第一部学生时代短片《失调257》就被陈侗带到博尔赫斯书店放映，邀艺术家们交流研讨，之后又被侯瀚如带到西班牙摄影展，由此开启她的当代艺术之门。

另一个对曹斐影响颇深的，是兴盛期的南方媒体圈和独立影像团体“缘影会”。

2000年，曹斐与欧宁在广州创立“缘影会”，汇聚起一批建筑师、艺术家、媒体人、大学生和广告人，一时成为广州活跃的文化社交平台。很快，策展人侯瀚如邀他们为第50届威尼斯艺术双年展联合创作实验纪录片《三元里》，以“缘影会”的名义制作了45分钟的黑白短片，留下“城中村”的诗意历史影像。

“当时南方系报业集团是全国媒体重镇，很多媒体人都在从事文学、摄影和音乐的艺术创作。”曹斐说，她与一些编辑、摄影师都有来往，实验短片《谁的乌托邦？》的作曲张安定当时就在《21世纪经济报道》任头版编辑和评论员，现在则是一位声音艺术家。

谈到媒体圈旧友，曹斐说，“他们对我的影响很深，我的创作总会有社会事件性的导向，当一个议题出现，或者某种社会情绪的波动，或者社会转型的节点，媒体会敏感地走在第一线，那我可能会更早。”不同的是，她转换社会议题的方式并不是写实的，而是偏向艺术家视角。

曹斐的成长之路，正是南方文化生态生机勃勃的年代，她得到的养料也是杂糅的，并不仅限于当代艺术。这使得她的作品不断在记录现实与虚构叙事之间切换，视野也从不局限。

“艺术的存在，就是融合所有边界”

15年里，20多分钟的短片《谁的乌托邦？》在世界各地的艺术节、电影节不断上映，成为曹斐最著名的作品之一，打动过不同时代与文化背景的观众。

2005年，曹斐在佛山一家灯泡厂驻地半年，面向500多名工人发放详细调查问卷，了解他们的内心与隐藏的梦想。影片里，一些工人在隆隆作响的工厂流水线之外，突然戏剧性地跳起霹雳舞、芭蕾，弹起吉他。其中最令人难忘的，是18岁的女工林爱玲穿着孔雀舞蹈服在工厂车间过道翩翩起舞。

“十年后，她从这个作品空间里走出来了，真的成为孔雀飞出去了，成了她自己。”曹斐说，几年前，林爱玲辗转联系到她，感谢艺术家对自己的引领。这部作品拍完后，女孩离开工厂，学英语，做翻译，如今在珠海创办两个国家级文创园及一家教育机构。

曹斐感叹，“这些变化，是我创作时没预料到的，这就是典型的中国梦。”

短片最后，每一位车间工人凝视着镜头，触动人心。曹斐说，这不是出于某种社会责任感，而是对这些普通人发自内心的爱，“哪怕过了十多年，还能是回望到里面的牺牲与挣扎。”珠三角地区曾经的“世界工厂”辉煌，也早已成为历史。

边缘群体、街头文化、被异化的社会景观，都出现在曹斐的作品中。她关注全球化冲击下中国社会的变迁，城市化的急速发展，将那些渺小的、被忽视的个人当成作品的主角。在Prada委托的作品《人类几乎》（2019）中，她又将流量明星蔡徐坤当作主角，将偶像文化放在未来人类纪的视野下重新审视。

“不同群体都是我感兴趣的，无论我是拍摄工厂的工人、玩cosplay的年轻人还是蔡徐坤，他们都是社会中的个人。”曹斐说，她的创作没有边界，而艺术的存在，就是融合所有边界。

展览开幕前，她收到一封陌生人的英文邮件，来自一个在超市打工的年轻人。年轻人在2014年偶然看到《谁的乌托邦？》，里面的梦想与希望让这位热爱艺术的年轻人动容，“如果你需要助手，我想去到你的身边。”

“艺术不会改变历史，也不会改变一代人，但它可能会星星点点地改变一些人。在万千故事中，有那么一点发光的结果。”曹斐很欣慰，艺术还有这样的力量，她给学生发短信，“我们还是要相信艺术。”

对话曹斐：观众比我更了解我的作品与世界的关系

：你从90年代就开始用DV进行影像创作，这些年又不断尝试互联网艺术、增强现实与虚拟现实。有人把你称作“新媒体艺术领军人物”，经过20多年的探索，你怎么看新媒体对艺术创作的影响？

曹斐：当我处理《红霞》的物料，一张老的电影票，剧场地板上捡到的一张节目单，那是一个时光的物质。当我处理数字化的增强现实、虚拟现实，它又是一种非物质的、不存在的东西。你会发现，处理这两头的东西是同时并行的，不是任何艺术家都会对这两个方向感兴趣。

我并不受制于任何媒介，也不是一个爱好技术的人。我感兴趣的是，这些对象需要通过什么媒介去表现，我就去使用。技术的转变、发生、引领，是跟人有关系的，我是透过媒介去看到人。

父亲做的雕塑，我也很热爱。《LA TOWN》里所有模型都是我手工做的。拍摄影像的时候，你就是一个导演。当你接触泥巴、颜料这些物料，你塑造的就是与你的身体、头脑、情感有关联的东西。倒过来说，所有东西都是融合的，没有区隔。

：你在《霾》中拍摄的末日场景，以及疫情期间在新加坡创作的《不安之岛》等作品，都有焦虑、不安在里面。身为两个孩子的母亲，你面对雾霾或是疫情时期的敏锐与担忧是否增强了？

曹斐：人类考虑末日不止是在这个时代，我相信在战争、瘟疫的时代，都有人考虑过世界末日。末日危机一方面是媒体塑造的，大量关于末日的电影变成娱乐输出口。另一方面，在全球化裂变的过程中，后疫情的处境会让人的末日感加深。

《不安之岛》是我在2020年初疫情爆发时，与家人困在新加坡公寓里的隔离经历。我选择用女儿去表现，当最后一个人类在孤岛上，会怎么面对？在排演过程中，我们就消解了对疫情的焦虑。每天选道具，用手机拍摄，用垃圾桶当脚架，把毯子变成一个小岛，是非常愉快的经历。我想，将来她懂事的时候，这段疫情回忆起来可能是快乐的，而不是陷入对困境的惆怅。

其实我并不赞成夸大女性艺术家的身份。女性的特点是造物主给的，敏感、真实、母性的大爱，都是天然的本能。

：去年3月4日，你的个展《蓝图》在伦敦蛇形美术馆开幕，短短两周就因疫情被迫关闭，你形容那时候的心态是“被拉锯”？

曹斐：《蓝图》展出的作品《LA TOWN》，就是反映末日的。展览关闭的那几个月，海德公园一直挂着《蓝图》的海报，挂了五、六个月，8月份才重开展览。

有一个观众说，他在海德公园里跑步时看到海报，也来看过展外汇开户平台览。他觉得我的作品就像今天的时代一样——城市空无一人，海报挂在那儿，展厅黑黢黢的，里面陈列的展品和物料，就像废墟里的文献一样。

其实观众比我还要清晰地了解我的作品与世界的关系。这样的关系通过艺术家的转述，也让观众的敏感度提高了。这种敏感，会在文学、表征和世界的符号之间，让人们的生活增添一些想象的、看不见的空间。这就是艺术带给人的、超越日常的感知力。

：你与诸多著名品牌有过密切合作，怎么看商业与当代艺术之间的关联？

曹斐：国外很多品牌都有独立的艺术部门，甚至美术馆。比如路易威登有自己的美术馆，这里不会销售LV的产品，也不会有以LV为主体的图案，它不是卖货的。Prada也有艺术基金会，做学术性很强的艺术展览，获得全世界艺术圈认同。这些品牌做艺术收藏和美术馆，通常是创始人的爱好，以及品牌自身的文化标杆。

我接触的很多国际品牌有足够的自信，不考虑商业因素，给艺术家独立空间去反思社会和议题，不跟商业品牌营销捆绑，不受制于任何诉求。这样的艺术跨界，反而会让更多人看到，艺术作品甚至会比品牌活得更久。有些品牌甚至会接纳艺术作品对他们的批判，这是品牌的勇气和社会责任。如果纯粹为乙方创作的艺术作品，很难进入美术馆空间，很难传播，也很难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