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全国两会上，“碳达峰”、“碳中和”成为热议话题。政府工作报告中亦提出，今年要扎实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各项工作，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

这意味着中国力争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计划正在迅速落地实施。而中国经济在“十四五”期间也将以“绿色低碳”为重要支点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将进行深度调整。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马骏此前曾撰文指出，基于各种估算，未来三十年内，中国实现碳中和所需的绿色低碳投资规模应该在百万亿元以上，也可能达到数百万亿元，为”绿色经济“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

层层分解“碳中和”目标

早在2020年9月，中国便在联合国大会上向世界宣示了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

所谓“碳达峰”是指经济活动造成的二氧化碳的排放不再增长，达到峰值之后逐步降低。“碳中和”则是指，企业等经济主体通过节能减排等形式抵消自身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实现二氧化碳“零排放”。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国务院编制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并提交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查。其中明确要求，落实2030年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分别降低13.5%、18%。

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主要发展预期目标也包括：生态环境质量进一步改善，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3%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继续下降。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资源环境和生态文明研究中心研究员樊轶侠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中国碳减排政策在与能源、环境、经济、产业等政策融合的过程中，已逐步形成了“搭便车”的政策模式，即碳排放的控制主要依赖于能源、环境领域政策发挥的协同效应，而碳定价领域的政策实践起步较晚。

“碳定价机制是气候治理的核心手段，它与协同政策一起构成气候治理政策体系，也将成为我国未来碳减排支持工具的重要组成部分。”樊轶侠说。

据了解，碳定价是一种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工具，它可以记录温室气体排放的外部成本。这些成本将通过对排放的二氧化碳定价的方式展现出来。这种定价方式有助于将温室气体排放造成的损害负担，转移给那些需要对此负责的主体或者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人。

绿色金融及责任投资知名专家、独立咨询机构商道纵横创办人兼总经理郭沛源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预计，与以往落实节能减排政策一样，2060年的“碳中和”目标也会层层分解，各省市、各部委、各行业将会在不久的将来面临“碳中和”的政策目标约束。

事实上，分解已经开始。在地方政府层面，据不完全统计，截至3月初，北京、上海、广东、江苏等省市已明确提出“碳达峰”的时间点。其中，上海提出2025年之前实现“碳达峰”，广东与江苏要求“推动碳排放率先达峰”。《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制定广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亦要求制定实施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推动碳排放率先达峰。

而在企业层面，3月1日，中国最大的能源公司之一——国家电网公布了“碳达峰、碳中和”行动方案，承诺企业碳排放率先达峰。其中，到2025年，该公司输送清洁能源占比要达到50%。

新增投资至少百万亿元

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增加，被认为是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的罪魁祸首。根据《巴黎协定》，全球要把温度升高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之内，就需要在2065年至2070年左右实现“碳中和”。为此，各个国家及地区纷纷制定了“碳中和”目标，欧盟、英国、加拿大、韩国等计划在205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

国际投行高盛的研究报告指出，过去20年，中国已经成功将单位GDP碳排放量降低了约40%，减排幅度在全球重要经济地区当中位居前列。

郭沛源表示，从“碳达峰”到“碳中和”，中国计划用30年的时间，而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大约会用50年左右。“我们要用更短的时间来实现这一巨大变化，是很大的一个挑战。”

中国宣布并推进“碳中和”目标，不仅是为了响应《巴黎协定》的约定，以及积极承担应对全球气候变暖问题的国际责任，还具有重要的经济战略意义。高盛研究报告认为，中国到2060年实现净零碳排放，此项计划将从“十四五”规划开始推动中国经济转型。考虑到出口行业贡献了中国二氧化碳毛排放量的20%左右，“碳中和”也将提升中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

上述报告显示，2019年，中国80%以上的碳排放来自于发电、工业和工业排废两大领域，而这两大排放源都与能源关系重大。“中国的能源结构转变，是短期和中期内脱碳进程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之一。”报告说。

对此，樊轶侠表示，为了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中国必须加速推动电力、交通、建筑和工业的大规模去碳化，争取实现部分地区提前碳达峰。主要领域包括：调整电力能源结构，实现电力去煤化；实现交通领域碳减排；推广绿色建筑；调整工业结构，大力降低工业碳排放。

郭沛源也认为，建设"零碳国家"的首要途径是调整能源结构、逐步降低甚至放弃化石能源。同时，还应提升各行各业的能源效率，特别是制造业的能源效率，这样可以实现用更少的能源创造更多的产出。

根据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的建议，中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在2030年相比2015年的下降幅度要超过65%，2025年末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费占比至少要到20%、2030年末至少25%。而在2019年，这一占比约为15.3%。

高盛还预计，到2060年，中国以风电和光伏发电为主的新能源发电量将增至当前三倍。此外，在工业领域，清洁氢能和“碳捕获”设备也将成为实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技术。

要想在更短时间内达到“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相关领域的大规模投资必不可少。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研究估算，在温度升幅被控制在2或1.5摄氏度目标下，未来30年中国能源系统需要新增投资约100至138万亿元，意味着每年的相关投资约占GDP的1.5%至2.5%以上。

与此同时，高盛研究报告称，到2060年，中国清洁能源技术基础设施投资规模将达到16万亿美元（约合104亿元人民币），创造4000万个净新增工作岗位并推动经济增长。

“企业将在建设“零碳国家”中承担主体责任，因为碳排放多与经济活动相关，即便居民生活消费排放，也往往是由企业提供服务的。” 郭沛源说。

因此，他建议相关企业，特别是高排放行业的企业和各行业的龙头企业，有必要未雨绸缪，及早采取行动。